按：我翻譯《美麗新世界》時，也一併翻譯了出版社提供的 Vintage 版前面的兩篇新序及作者生平，但後來出版時並未使用。我曾將這些貼在舊站，現在一併在此重貼。
序：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喔，美麗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裡面！1」
──米蘭達，在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The Tempest）首次瞧見受船難的朝臣們時所說的話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兩本前瞻性的書將其陰影籠蓋到我們的未來，其中一本是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四九年小說《一九八四》，設想了恐怖、殘暴且洗腦的極權主義國度──這本書帶給我們老大哥、思想犯罪、新語與記憶洞2，還有稱為仁愛部的刑求宮殿，以及永遠將一隻腳壓進人類面孔的沮喪景象。
另一本書則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九三二），提出一種不同且更柔性的極權主義──透過培育的瓶裝嬰兒3和催眠達到服從，而非透過暴力；透過無窮的消費促使生產之輪繼續轉動，並正式地強迫人們雜交，藉此除去性慾挫折；透過事先決定的階級系統，這階級從非常聰明的管理階級到智力低下、熱愛其卑賤工作的奴隸次團體都有；此外也透過索麻4，一種保證立即帶來極樂、卻毫無副作用的藥物。
我們會很好奇，哪種設定樣板能勝出呢？《一九八四》在冷戰年代似乎略勝一籌。可是當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倒下、權威也宣稱這是歷史的終結5時，血拚消費風氣大行其道，社會上也已經有很多類似索麻的東西在流竄。確實，雜交行為承受了愛滋病的打擊，但整體而言我們似乎正處在微不足道、吃吃傻笑、用藥物強化的盛大消費潮流中：《美麗新世界》正在賽跑中領先。
這種前景隨著二○○一年對紐約世貿雙子星大廈的恐怖攻擊再度改變了，人類終究沒辦法這麼簡單就擺脫思想罪跟壓在臉上的大腳。仁愛部顯然回到我們身邊，只是不限於舊鐵幕世界的土地：西方現在有自己版本的仁愛部了。
話說回來，《美麗新世界》也並未消失。推土機能看到多遠，購物中心就延伸到多遠。至於用基因培育打造的社會這種更遙遠的領域，現在已有篤信者咿咿呀呀談著基因優越跟基因劣勢者，就像赫胥黎筆下的阿爾發族和艾普西隆族──他們也忙著盤算改良基因，並將《美麗新世界》再往上推一層樓：追求長生不老。
這兩種未來，嚴厲的跟溫和的版本，是不是有可能會在同一個地方同時並存？到時候又是什麼樣子？
很顯然，現在人們應該重讀《美麗新世界》、審視它對於書中描述的完全計畫好的社會的正反論點了，這世界裡「如今人人都很快樂」。它提供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快樂，我們為了達到這種快樂又得付出何種代價？
我第一次讀《美麗新世界》是在一九五○年代初期，那時我十四歲。它對我留下深遠的印象，儘管我當時還沒完全搞懂我讀到的一些東西。多虧赫胥黎的文筆功力，我雖不懂什麼是女用襯褲（knickers）或緊身胸衣（camisoles）──儘管拉鍊（zippers）剛出現時我也不曉得是什麼，它們被牧師指責為魔鬼的誘惑，因為拉鍊能讓衣服更容易脫掉──我仍能清楚想像什麼是拉鍊內衣（zippicamiknicks），也就是前面有一條拉鍊的女用內衣，能非常輕鬆剝掉：「刷！豐滿的粉紅衣物就像一分為二的蘋果分家。扭扭手臂，先抬起右腳，然後是左腳：接著拉鍊內衣便毫無生氣躺著，像是在地板上洩了氣。」
我本人活在「彈性束腰內褲」的年代，這種東西若非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是脫不掉的，連穿上也是，所以的確很讓人頭痛。
剛才那位脫掉拉鍊內衣的人是列寧娜‧克勞恩，一位藍眼美女，很詭異地既無辜又性感得迷人──或者照她許多愛慕者的說法，很「氣感」6。列寧娜不懂她為何不能在一有機會時就跟她喜歡的任何人上床，畢竟這樣做是禮貌之舉，不做就是自私。她試圖藉由剝去內衣來誘惑的男人便是「野蠻人」約翰，後者在遠離「文明」的世界長大，被灌輸莎士比亞對貞潔與淫婦的言論、祖尼人異教跟自我鞭打的觀念，並且相信宗教、浪漫以及靠著受難來對愛人證明自身價值，他崇拜列寧娜，直到她以如此隨興又不知羞恥的方式當著他的面剝掉拉鍊內衣。
史上從來沒有兩對生殖器站在如此相左的立場上。赫胥黎的故事就從這裡帶出來。
《美麗新世界》若非完美的烏托邦（utopia）世界，就是可怕的相反──反烏托邦（dystopia），全看你的觀點：這世界的居民美麗、安全、不受疾病與憂慮侵擾，儘管某方面而言我們會認為自己無法接受。「烏托邦」有時會被說是源自希臘文的O Topia，也就是「烏有之邦」（no place）；但也有人說它衍生自eu，如「優生學」（eugenic）的開頭，意思是「健康之邦」或「好地方」。托馬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在他的十六世紀作品《烏托邦》中或許便表達了雙關之意：烏托邦這地方實在太棒，所以根本不存在。
《美麗新世界》身為文學創作，自然擁有一長串的文學先祖。柏拉圖的《理想國》、聖經的《啟示錄》與亞特蘭提斯的傳說是這類型的最老祖宗；較近期則有托馬斯‧摩爾爵士的《烏托邦》，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裡那個馬兒會講話、完全理性的慧駰國，還有Ｈ‧Ｇ‧威爾斯的《時間機器》，無腦又俊美的「上層階級」在白天於陽光中玩耍，至於醜陋的「低等階級」則管理地底機器，晚上才出來吃地表的這些社交蝴蝶。
在十九世紀──下水道系統、醫藥、通訊技術與交通的改良每年都能開啟新的機會之門──許多認真的烏托邦國度被盛行的樂觀主義心態想像出來，其中便包括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來自烏有鄉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以及愛德華‧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s）。
到這裡為止，這些烏托邦批判了當下存在的社會，但即使如此仍探討了人類的陰暗未來，或許有跟諷刺文學沾上邊，一如斯威夫特、摩爾和威爾斯的創作；但是到這裡為止的作品認定人類有臻於完美的空間，或者起碼能被大幅改進，所以這些作品會像是理想化的浪漫故事，誠如莫里斯及貝拉密的創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止了文學中浪漫理想化的烏托邦美夢，同時一些現實中的烏托邦計畫正準備啟程、並將釀成災難性的後果。俄國的共產黨政權與納粹接管德國的行為，兩者一開始都是烏托邦式的願景。
然而正如多數文學烏托邦已經發現的，能臻於完美的可能性會在異議的堅石上砸得粉碎。你要怎麼應付不秉持你看法或不適用於你計畫的那些人？納撒尼爾‧霍桑本人就是真實世界布魯克農場7烏托邦計畫的夢想幻滅畢業生，他指出那些新英格蘭清教徒創立者（他們的確有意打造新耶路撒冷）最先建設的就是一座監獄跟一個絞刑台。在烏托邦世界裡，反抗當局人士得到的通常選項是強迫重新教育、放逐跟處死。如果你不敬愛老大哥，那麼就會放老鼠啃你眼睛──一如《一九八四》的描寫。（《美麗新世界》自有溫和得多的懲罰：不服從者會被放逐到冰島，你能跟類似思想的人討論「人的終極目的」，而不會糾纏到「普通」人──你等於是被關進某種大學。）
從柏拉圖《理想國》以來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必須探討跟真實社會一樣的基礎，它們全都得回答同一個問題：人們住在哪裡，吃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又如何應付性跟生育？誰握有權力，誰負責工作，公民與自然的關係為何，經濟又是怎麼運作？諸如莫里斯的《來自烏有鄉的消息》和Ｗ‧Ｈ‧哈德森（Hudson）的《水晶年代》（A Crystal Age）這樣的浪漫式烏托邦呈現了前拉斐爾派8的願景，居民喜歡穿飄逸的長袍，正常背景則是聽來像英國鄉間房屋的居所裡，裝有過多的彩繪玻璃，還擺滿藝術跟工藝品。我們被告知，只要我們能捨棄工業主義和回歸大自然的基調、處理好人口過剩，一切就會沒問題。（哈德森解決最後那個問題的辦法是直接刪掉性愛，只除了每個鄉間房屋裡會有一對不快樂的男女，注定要背負生育的重擔。）
然而赫胥黎在一九三○年代初撰寫《美麗新世界》時，用他形容自己的話來講，他是個「覺得有趣的皮浪主義懷疑論9審美家」；他隸屬的這個傑出青年新貴團體會繞著布盧姆斯伯里派10打轉，並樂於攻擊任何屬於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的事。因此《美麗新世界》扔掉了飄揚的長袍、工藝品和愛樹癖，建築走未來風格──使用電燈的大廈，柔和發光的粉紅色玻璃帷幕──城市景觀也殘酷地毫無自然性跟工業化。人造絲、醋酸纖維、仿皮革是這座城的首選材質；構成城市的公寓大廈配有合成音樂，以及會流出香水的水龍頭；交通工具則是私人直升機。寶寶不再是透過生育，而是在孵育所培育，他們的瓶子順著生產線移動，根據「巢」的需求而分成不同階級跟群體，並被餵食「外部分泌物」而非叫做「牛奶」。「母親」一詞受到維多利亞時代人士的徹底崇拜，現在卻成了可憎得嚇人的字眼。至於任意雜亂的濫交，這種令維多利亞人士深感震驚的舉動，如今卻是有必要的。
「他今天下午拍了我背後。」列寧娜說。
「妳看吧！」芬妮得意洋洋。「這顯示了他的態度。最循規蹈矩的人。」
《美麗新世界》的許多緊張笑話都取決於這種逆轉──或許對於這本書的首批讀者而言會比對我們更嚇人，不過現在仍然夠挖苦。維多利亞時代的簡約變成花錢的義務，維多利亞時代的白頭偕老換成「人人皆屬於其他所有人」，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虔誠被灌注到一位發明出來的神祉身上──「吾父福特」11，以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命名，這人是組裝生產線之神，膜拜方式則是集體雜交。就連讚頌「聖父福特」的讚美詩〈雜交打鬧〉也是拿耳熟能詳的搖籃曲倒轉而來12，在原版童謠中親女生就會把她們弄哭。到了這本書，要是你像「野蠻人」那樣拒絕親吻女孩，那麼女孩們就真的會哭出來的。
性愛經常是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中央舞台──誰能做什麼、用哪種性器官以及跟誰做，這是人類向來主要關注的議題。既然性與生殖被分離開來，女人再也不必生育（生育本身的概念令她們厭惡），性愛便成為娛樂。赤身裸體的小孩在灌木叢裡玩「性遊戲」，藉此早點上手。有些女人是「不孕女」13，是非常完美的女孩，雖然會長點小鬍子。其他女人則實行「馬爾薩斯訓練14」，是種節育方式──並在感覺悶悶不樂、想生孩子時接受「懷孕替代劑」荷爾蒙治療，且穿著仿皮製的時髦彈藥腰帶，上頭塞滿避孕用具。假如她們不慎鬆懈了馬爾薩斯訓練，那麼永遠有漂亮的粉紅色玻璃帷幕墮胎中心可去。赫胥黎在避孕藥出現之前就寫下這些東西，但避孕藥的降臨使他想像的自由性愛離我們稍微拉近了幾步。（那麼同性戀呢？所謂的「人人皆屬於其他所有人」真的是指每個人嗎？我們沒被告知。）
當然，赫胥黎仍有一隻腳踩在十九世紀：若非他自己也感受到威脅，他是夢想不出這種道德顛倒世界的。他寫作《美麗新世界》時，仍還沒從造訪美國的震驚中恢復過來，他尤其被當地的大量消費、集體心態與粗鄙行為嚇壞了。
我經過深思熟慮後使用「夢想」（dreamed）一詞，因為當你一口氣消化完《美麗新世界》時，它產生的感受跟受控制的幻覺不見得有差異。一切都擺在表面上，沒有暗藏的玄機。正如你對一位視力不佳的作者會有的期待，視覺感官主宰了這本書：色彩很鮮艷，光明與黑暗被生動地描寫。聲音的重要性其次，特別是在團體儀式跟雜交中，還有觀賞「有感電影」的時候──也就是讓你能感受到螢幕上情緒的電影，範例片名包括《大猩猩的婚禮》與《抹香鯨的愛情生活》。氣味排第三──香水無所不在地飄揚，也擦在所有地方上；野蠻人約翰與可人的列寧娜之間最濃烈的一段相遇，便是他將崇拜的臉埋進她散發香味的神聖內衣裡，而她則無辜地沉睡，在強效的索麻藥劑下不省人事──部分是因為她無法忍受「保留區」的真實世界糟糕氣味，新世界的規矩在那邊沒有實行過。
許多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會強調食物（美味或難以下嚥；或者以斯威夫特的慧駰國而言，食物是燕麥），可是《美麗新世界》裡卻沒端上菜單。書裡提到列寧娜跟她當月的情人亨利吃了「一頓絕佳的晚餐」，可是我們沒被告知是什麼。（我會猜是牛肉，畢竟那兒有巨大的穀倉裝滿供應「外部分泌物」的母牛。）儘管有大量的性需求，《美麗新世界》中的軀體卻詭異地脫離現實，這強調了赫胥黎的其中一個論點：在一個萬物皆無匱乏的世界中，一切都不再有意義。
事實上這世界的意義已被盡可能抹去。除了科技出版品以外，所有書刊都被禁讀──這符合雷‧布萊伯利的一九五三年小說《華氏四五一度》；去博物館的人遭到屠殺，這符合亨利‧福特所說的「歷史是廢話」15。至於上帝，祂現在則「缺席；就像祂不曾存在過」──當然這對信仰虔誠的野蠻人約翰是例外，他在祖尼「保留區」被扶養長大，那兒禁止普通的美麗新世界人民進入；保留區內維持著古代生活，充斥著各種最強烈的「意義」。約翰是這本書中唯一擁有真實身軀的人，但他了解身體的方式不是透過歡愉，而是透過疼痛。他對香水瀰漫的新世界說：「這兒的事物需要的代價都太少了。」他被帶去那裡當成一個「實驗」。
穆斯塔法‧蒙德，美麗新世界十位「控制者」的其中之一，也是柏拉圖思想捍衛者的後裔──他提供的「慰藉」對於約翰來說並不夠。約翰想要找回舊世界──泥土、疾病、自由意志、恐懼、苦惱、血、汗、眼淚與一切，他相信自己有靈魂，而誠如這類主題的許多二十世紀早期先驅──如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一九二一年故事〈湯普森小姐〉（Miss Thompson）裡的傳教士，因嫖妓之罪而上吊自殺──約翰為這種信念付出了代價。
經歷過二次大戰的恐怖與希特勒的最終方案16後，赫胥黎在一九四六年寫的《美麗新世界》新前言裡批判自己的一九三二年烏托邦／反烏托邦裡只提供了兩種選項：一是「在烏托邦的瘋狂生活」，另一個是「在印第安村莊的原始生活，有些方面更像人，但有些方面不見得比另一者更不奇怪和更不正常」。（事實上，赫胥黎的確提供了第三種生活，也就是冰島的不合群知識分子社群──但是可憐的野蠻人約翰沒被准許過去，他也絕對不會喜歡那邊，因為沒有公開鞭刑給他用。）赫胥黎在一九四六年想出另一種烏托邦，一個能讓「理智」存在的地方。赫胥黎的意思是以某種「高度效益主義」在「有意識與理智」的方式下追求人類的「終極目的」，跟內在的「道或上帝聖言、超凡的上帝或婆羅門」結為一體。難怪赫胥黎後來會大量服用梅斯卡靈迷幻藥17，寫了《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啟發一九六○年代的毒蟲跟流行樂手在改變過的大腦化學物質中追尋上帝。很顯然，赫胥黎對於索麻的興趣絕非空穴來風。
在此同時，仍在人間徘徊（因此仍然能讀書）的我們則得到了《美麗新世界》。它在七十五年後還經得起多少考驗？我們在真實世界中跟書裡描寫的平庸消費者、無所事事的尋樂者、內心世界的度假者以及洗腦過的循規蹈矩人士的差距又有多小？
對我而言，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這本書非常經得起考驗。它依然活躍、強勁，而且不知如何仍與我最初讀的時候一樣震撼人心。
至於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親愛的讀者，這則取決於你了。看看鏡中倒影吧：那個回望你的人究竟是列寧娜‧克勞恩，還是野蠻人約翰？如果你是人類，你就會看到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因為我們總喜歡讓事情有兩種標準。我們希望當無憂無慮的天神，躺在奧林帕斯山周圍，能夠永保青春、享受性愛和拿其他人的痛苦當娛樂，同時間我們又希望當這些受難的其他人，因為我們跟約翰一樣相信生命有比玩弄感官更高一層的意義，感官的立即喜悅是永遠不夠的。
赫胥黎的天才之處，便是將我們自身的所有模稜兩可性質呈現給我們看。我們在所有動物裡獨自承擔著未來完成式的苦難，那隻叫羅浮的狗18就絕對沒辦法想像一個未來，所有狗身上的蝨子都被消滅、狗族也終於能發揮輝煌的潛能。不過多虧人類獨特的結構化語言，人們得以想像自身被這樣強化過的模樣，儘管他們也能質疑自己的浮誇建設。正是在這些雙刃性的想像能力當中，造就了《美麗新世界》這類幻想文學傑作。
如果引用赫胥黎這本書標題來源的《暴風雨》內容：「我們的本質原來也和夢的一樣，我們的一生是在睡眠裡夢成。19」赫胥黎或許還會加上：還有在夢魘裡。
瑪格麗特‧愛特伍
二○○七年
序：大衛‧布萊德蕭（David Bradshaw）20
出版於一九三二年的《美麗新世界》設定在「福特紀元六三二年的這個穩定世界」──也就是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七）誕生後的六百三十二年，此人大獲成功的Ｔ型車（一九○八─一九二七）是第一台完全運用大規模生產技術的汽車，比如使用輸送帶組裝線與專業分工的工人。福特是本書世界國的主神，而世界國過了九年戰爭與經濟大崩潰的雙重災難後，建立了全球性的階級制度，福特的工業哲學也主宰著世界國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世界國的穩定是同時透過兩種辦法維持：生物工程以及徹底的制約反應訓練。這國家裡的二十億21標準化公民（只擁有一萬種姓氏）不是生出來的，而是被「孵育」來填補他們事先預定好的社會角色，他們在這國家中無異於小細胞。他們在幼兒時期時便被反覆灌輸被動服從、物質消費以及瘋狂雜交的美德，辦法是利用hypnopaedia，也就是睡眠學習。世界國的公民在稍後的生活中會被免費發放索麻，即政府核可的毒品，並且聚集起來參加社群唱詩會與團結儀式（通常以雜交作結），這些都是用來深入灌輸「合群、一致、穩定22」──世界國的座右銘。生命的每個層面都被縮減到社會功效目的，就連屍體也被利用，當成磷質的便利開採來源。
世界國的十個區域由各地的現任世界控制者掌管。「福特閣下23」穆斯塔法‧蒙德是以倫敦為中心的西歐區的世界控制者，他領導一間階層分明、工廠式的企業，培育出大量艾普西隆負族24半白癡來做最底層的奴僕差事，而艾普西隆族上面等級越高的人能力就越好。穆斯塔法‧蒙德下面便是阿爾發正族的知識分子階級，伯納德‧馬克思與赫姆霍茲‧華生都屬於這個菁英層，但兩人皆發展出破壞性的傾向，喜歡獨處以及迴避性愛帶來的快樂。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有職責要保持幼稚」，而且「個人一有情感，社會隨之搖擺」，兩人也都注定被放逐到其中一個給阿爾發正族不合群者當庇護所的島上。
世界國範疇以外唯一被允許存在的人類，則是各個「野蠻保留區」的居民，這些野人跟四周包圍他們的福特版地獄之間隔著通電網，他們仍然會結婚、做愛、生子和衰老死去。伯納德‧馬克思就在拜訪新墨西哥州的保留區時認識了一名叫約翰的野蠻人，他把後者帶回倫敦。約翰起先被圍繞他的新世界迷住了，還被時尚的倫敦當成名人，但他很快便對世界國幻想破滅，而書透過約翰的角度譴責了福特紀元六三二年的全面恐怖極權主義。
《美麗新世界》連同薩米爾欽的《我們》（一九二○─二一）、柯斯勒（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一九四○）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一九四九），很早就被確立為二十世紀的主要反烏托邦小說之一，其標題如今成為朗朗上口的媒體用語，令人自動聯想到任何被視為超現代性的發展、難以言喻的愚蠢或牽涉到對人類自由的潛在威脅。不過當赫胥黎寫這本小說時，他腦中除了「夢魘式」的未來還有別的想法，而透過了解本書的構思與寫作的精確情境，便能解釋這麼多讀者在《美麗新世界》察覺到的矛盾心理。
阿道斯‧赫胥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寫給哥哥朱利安（Julian）的信中，就預測到一次世界大戰後最糟糕的後果之一會是「無可避免地加快美國人統治世界的速度」。許多知識分子也有同感，而一九二○年代還目睹了一股復興的繁榮，會將美國貶回上個世紀的縮影，例如芬妮‧楚洛普（Fanny Trollope）的《美國人家居規矩》（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狄更斯輕蔑的《美國紀行》（American Notes）和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的描寫。這種對美國人怪異行徑的新一波憂慮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赫胥黎在一九二六年初次造訪美利堅合眾國，發現該國跟他預測的一樣粗俗怪異時，為何會幾乎感到興奮了。那年稍晚出版的《戲謔的彼拉多》（Jesting Pilate）就包含了針對廉價電影、「氣感的」年輕女子、「野蠻的」爵士樂與無情活力的愉快詛咒，赫胥黎在洛杉磯（「恐怖喜樂之城」）碰上這些事，並使他對歐洲文明的前景感到極為悶悶不樂。「我真希望你有看過加州，」他當時寫信給另一位剛到美國的訪客說。「就物質而言，這是目前為止在我們星球上能看到最接近烏托邦的道路。」一九二○年代，赫胥黎於數個場合中再度重申他的憂鬱預言，說「美國人的未來即全世界的未來」。很顯然，世界國與其中的摩天大樓、美元經濟、年輕人的宗教狂熱、「有感電影」（好萊塢有聲電影25的觸覺版後裔）、性荷爾蒙口香糖、無所不在的拉鏈（被赫胥黎標示為美國的國家「徽章」）與哀號的薩克斯風，起先的構思理由是要諷刺美國生活方式傳遍全世界的現象。赫胥黎在航往美國的船上的圖書館找到了亨利‧福特的《我的人生與事業》（My Life and Work），而他在舊金山下船後，他碰上的一切都跟福特主義相稱得天衣無縫。
一九三一年六月，赫胥黎對一位通信對象說他正在準備二度到美國旅行，「只是想了解最糟狀況，我想一個人不時就得這樣做」。五月，他對另一人說他正在寫一本「關於未來的小說──探討威爾斯式烏托邦的恐怖以及對付它的革命」。赫胥黎有幾次嘲笑Ｈ‧Ｇ‧威爾斯的《天神之人》（Men Like Gods，一九二三）和書裡樂觀描寫的烏托邦，這世界專門由「活躍、樂觀、善於創造、樂於接納和好脾氣」的公民組成，赫胥黎也使用「威爾斯派」一詞涵蓋他在時代進步願景中覺得最厭惡或最荒謬的所有面向。但正如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有一回的說法，赫胥黎並非「最大的反威爾斯派者」；正好相反，除了《天神之人》以外，赫胥黎與威爾斯在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早期有許多共通點，尤其是對國會民主政體恨之入骨，並堅信大眾社會必須依據心智優劣分級，而且得由菁英專家階級控制。赫胥黎寫作《美麗新世界》的原始目的很有可能是要諷刺《天神之人》以及《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荒唐「加州式」世界，不過就在他開始動筆時，他想諧擬一個虛構未來的欲望，卻跟自己對於非虛構當下現實的驚恐關注混雜在一起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的華爾街股市大崩盤引發了全球蕭條，這對主要倚賴大宗產品工業的部分英國地區造成了嚴重的衝擊。接下來兩年這些地區失業率飆升，而到了一九三一年初，當國家的經濟問題天天惡化、國會也越來越被證實只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旁觀者時，英國彷彿即將陷入混亂。許多當代人預測全歐洲將會陷入徹底的經濟崩潰及血腥動亂。文明本身似乎完蛋了。
赫胥黎造訪北英格蘭的德倫採礦場，親眼目睹大規模失業的慘狀。他同時也出席過一場關鍵的下議院政經議題辯論，對於他觀察到的故作姿態和聽見的「蠢話」感到很不以為然。危機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加劇時，赫胥黎的悲觀主義也加深了。那年八月英國貨幣的維持，英國成立史上第一個國民政府來應付危機，還有在九月拋棄黃金標準這些事，標記了「英國歷史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分水嶺」（Ａ‧Ｊ‧Ｐ‧泰勒26的說法），促使赫胥黎無限期延後他二度拜訪美國的計畫。不久他對於傳統政治的觀感陷入了絕望的最低潮，並和許多當代人士一樣主張拋棄國會民主體制，接受由「一個能強迫我們做和承擔某個理性洞察力提出之要求的人」統治。他設想把宣傳手段拿來當成國家控制的合法工具，並一再要求實施國家計畫，很類似當時剛在蘇俄推動的東西。一九二八年，當第一個「五年計畫」在俄國揭幕時，赫胥黎寫道：「對一位布爾什維克黨理想主義者而言，烏托邦與一間福特工廠毫無區別。」然而一九三一年的事件迫使他採取截然不同的觀點。誠如書中人物穆斯塔法‧蒙德，赫胥黎在寫作《美麗新世界》時主張，假如文明要撐過目前的危機，穩定性是「最主要和最終極的需求」。蒙德之名來自阿佛烈德‧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一八六八─一九三○），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的首位董事長，赫胥黎在動筆寫《美麗新世界》之前就拜訪過蒙德在米德爾斯伯勒附近的白金漢鎮的這間龐大廠房。赫胥利對白金漢鎮喝采，稱之為計畫原則的「勝利化身」，是個「井然有序的宇宙……身在毫無計畫且缺乏調理的更大世界中央」。這因此讓人忍不住猜想，當穆斯塔法‧蒙德以地方官的優勢壓著野蠻人約翰時，穆斯塔法事實上具體化了赫胥黎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於書中喚來替不列顛施加理性、秩序與穩定的那位「有力、聰明的中央權威」。赫胥黎在書中三度中提過穆斯塔法‧蒙德「深沉、有磁性的嗓音」，甚至觀察說那嗓音會「令人興奮地」震盪，且蒙德在第十六與十七章跟野蠻人、伯納德‧馬克思和赫姆霍茲‧華生會談時，這人的表情不會比「好脾氣的知識分子」更具威脅性。福特紀元六三二年的世界儘管醜惡、階級分明、無菌又採取色彩識別，它與赫胥黎在一九三一年撰寫《美麗新世界》時以及寫完後所推廣的科學烏托邦國度並沒有太遙遠的分別。
《美麗新世界》出版前兩周，赫胥黎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英國廣播公司電台談話節目上討論了運用優生學當成政治控制手段工具的可能性，並表達他已準備好支持優生學家採取措施來遏止「整個西歐人種……的急遽墮落」。赫胥黎對優生學的興趣，或者是對社會生物組成的控制方式，最早在他的《適當研究》（Proper Studies，一九二七）一書浮上檯面，而大戰期間各種政治黨派的知識分子都支持優生學這種靈藥。波康諾夫斯基處理過程27、波多耐斯普技術28、新巴甫洛夫制約反應訓練29、睡眠學習這些東西，便是赫胥黎透過電台暗示可能很快就會應用在英國政治問題上的那些技術的異想天開版本。誠如他的說法：「情勢有可能會逼迫人類主義者求助於科學宣傳，正如它們可能會迫使自由派人士求助於專制。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比混亂來得好。」
Ｈ‧Ｇ‧威爾斯的《時間機器》（一八九五）以同樣的方式但更少的程度啟發自維多利亞時代所恐懼的混沌、人口快速繁殖的遙遠未來，因此赫胥黎對於塑造一九三一年全國生活面貌的經濟渾水、政治惰性以及社會動盪所感到的病態著迷，以及推動來解決危機的各種萬靈丹，就躺在《美麗新世界》的表面底下。比如，孵育所暨制約訓練中心主任告知他的學生，說較低階級得被制約成「想在一有機會就跑到鄉下」和參與運動，而運動根據法律「必須使用精細的裝置，如此一來他們不只會消費生產的物品，也會消費交通工具」。而當我們得知，世界國的真理是「丟棄總比修補好」時，赫胥黎是在諷刺一個理論，這理論認為不列顛面臨的問題是消費不足所致，赫胥黎將此觀點歸咎於經濟學家Ｊ‧Ｍ‧凱因斯，他非常不贊同這人的看法。凱因斯亦相信可以透過有系統的公共建設計畫來降低失業率、復興經濟。書中史托克‧波吉斯村的障礙高爾夫球道、倫敦西郊區大量聚集的離心彈跳球塔、排列在諾丁丘到衛斯頓的大道兩邊的雙排電扶梯壁球場，這些都是本書寫成時引起眾多辯論的凱因斯派提案的荒誕衍生版。
但是了解《美麗新世界》的詳細背景，絕對不會抵銷這本小說的反烏托邦資格。它也可以當成國有企業與生俱來的極權主義威脅預測，一如它能被視為對美國惱人問題的諷刺作品。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美麗新世界》能被解讀為赫胥黎不光明正大且絕望地對科學計畫手段的支持。所有的文字都有自主權：《美麗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在小說同期寫下的各個非小說創作，以及他事後回顧為何寫它以及它代表什麼意義，既能集結起來看待，也可以各自闡述。但無論讀者偏好哪種解讀，赫胥黎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到八月間寫作《美麗新世界》的過程顯然遭遇了大瓶頸，因為他自己心裡不確定他是在寫諷刺作品、預言還是藍圖。當一位記者在一九三五年問他，他最終的同情究竟是在「野蠻人的抱負還是制約的穩定理想世界」時，據報赫胥黎回答：「兩者皆非。但我相信兩者之間的某個路線會讓人想要追求、而且也能實現，這也必須是我們的目標。」最重要地，赫胥黎在一九三一年八月末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宣布他完成了「滑稽、或者至少諷刺的未來主題小說」，信末的結論是宣稱他感覺「越來越確定其餘世界若不採取類似五年計畫的東西，世界就會崩潰」。赫胥黎在一九四六年寫的《美麗新世界》前言裡隻字未提他寫這本小說時對計畫與優生學感受到的吸引力。希特勒與「最終方案」使這些概念變得讓人無法接受，赫胥黎那時也老早就拋棄了它們。相對的，那篇前言與《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一九五八）都著重在小說預言地意識到「夢魘式」的未來，蘇聯共產主義的霸權似乎就是在預示這種發展。
《美麗新世界》的最大優點之一便是它很難仔細分析，它不受分類性解讀法的管轄。比如Ｄ‧Ｈ‧勞倫斯30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出版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新墨西哥州如何「永遠」改變了他，把他「從物質與機械發展的偉大年代解放出來」；赫胥黎的野蠻人保留地顯然大部分得歸功於這篇文章、《羽蛇》（The Plumed Serpent，一九二六）以及《在墨西哥的早晨》（Mornings in Mexico，一九二七）。勞倫斯在這些作品中不斷將美國原住民──他們仍依附著「野獸般」的人類靈魂──跟被福特寄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公民劃清界線。《美麗新世界》似乎採用了同樣的區別，赫胥黎甚至用上勞倫斯最喜歡的一個詞「黑曜岩」來描述美國西南印第安人31長滿皺紋的臉。勞倫斯在一九三○年過世，赫胥黎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他這位朋友與同行作家的書信集。赫胥黎在準備信件時想必找到了更多鮮明證據，顯示出新墨西哥對於勞倫斯的真實意義。某部分而言，《美麗新世界》確實可視為是另一個對勞倫斯的致敬之作，但既然小說中有這麼多探討角度，這個狀況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單純。事實上赫胥黎並不同情勞倫斯對原始文明的「回歸」讚頌，而當野蠻人約翰在小說最後一章「將自己扔向刺柏」時，這個事件更像是在諷刺地模仿《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裡的伯欽於帶刺灌木叢中赤身裸體嬉戲的場面，而非對勞倫斯致敬。另一個類似的地方是，《美麗新世界》的琳達是位「非常矮胖的金髮女人」，這十分相像勞倫斯之妻芙烈達‧勞倫斯（Frieda Lawrence），她在丈夫過世後的餘生都住在新墨西哥，赫胥黎收集信件時顯然被她弄得惱火無比。
那些會把野蠻保留區視為世界國有人性、不隱瞞缺點的對立面的讀者，也務必體認到約翰與琳達在馬爾帕伊斯32的種族偏見中受到的排斥（「他們討厭我的膚色，」約翰在第七章的鞭打儀式首次認識伯納德跟列寧娜時，這樣對他們說。「這裡一直就是這樣。」）遠伯納德和赫姆霍茲在世界國承受的困境更令人無法忍受。非正統行為在新墨西哥會受到的懲處比在倫敦嚴重，而且馬爾帕伊斯的圖騰主義跟梅司卡爾酒33難道會比世界國的福特主義跟索麻有更多意義嗎？相反地，福特紀元六三二年的消毒天堂也絕非異常行徑、人類失誤、情緒不穩跟社交失調已經被連根拔除的地方。世界國保留了暴動警察部隊，用來對付未事先設定的不和諧失控，比如公園路醫院的打架，而孵育場暨制約訓練中心主任湯馬斯這樣高野心的人卻會如此災難性和浪漫地愛上年輕的琳達，她也忠貞奉獻給她口中暱稱的「湯馬基」，這些事明顯佐證了無法壓抑的人類激情。類似地，「受歡迎」和「氣感」的列寧娜‧克勞恩貫徹著她對亨利‧佛斯特的依附，也對個子矮一截的伯納德‧馬克思有著無法形容的喜愛，而根據第十三章的說法，正是列寧娜的人類失態害得姆萬紮區─姆萬紮市34的一位阿爾發負族主管英年早逝。同樣地，人們謠傳伯納德欠缺的身高還有覺悟或許源自過去某人嗑藥後的失誤。
赫胥黎在一九四六年的前言中解釋，若他要重寫這本小說，他會給野蠻人約翰第三個選擇，讓他住在一個社群，那兒的經濟會是分散主義、政治是無政府主義，科學與科技並非用來強迫人類，而是擔任協助用途。「宗教會是有意識且有智慧地追尋人類的『終極目的』、統一的道或上帝聖言、超凡的上帝或婆羅門。」我們身為讀者，必須感激赫胥黎從來沒有順著這些話修改過這本小說，因為倘若他這麼做的話，《美麗新世界》便無疑會喪失其不朽的吸引力。矛盾的是，正是一九三一年困擾不列顛與赫胥黎的焦慮與不確定感，締造了他小說中豐沛的矛盾性，使得《美麗新世界》保證擠身二十世紀經典文學之列。
大衛‧布萊德蕭
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
一九九三年
阿道斯‧赫胥黎（一八九四─一九六三）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阿道斯‧李歐納德‧赫胥黎出生於英國索利郡戈德爾明（Goldalming）附近的一個家庭裡，這家族最近才跟知識分子貴族階級成為同義詞。赫胥黎的爺爺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已經贏得「達爾文的鬥牛犬」的惡名昭彰名聲，並以科學推廣者的身分出名，正如他自己的鑽研跟爭議性的研究注定會令下個世紀的讀者與非讀者感到勃然大怒或振奮。阿道斯‧赫胥黎的母親是詩人與散文家馬修‧阿諾（Matthew Arnold）的姪女，赫胥黎本人更是令人敬畏的小說家亨佛利‧瓦德太太（Mrs Humphry Ward）的外甥，後者是維多利亞小說家的老前輩。如此揉合科學與文學的家族傳統在赫胥黎身為作家的願景裡清楚可見，在塑造他性格的歲月裡也成了他最大的驕傲與負擔。人們對他期望甚高。
三件造成創傷的事件在年輕的赫胥黎心裡留下了傷疤。他母親在一九○八年死於癌症，這導致了家庭分裂。兩年後，還是伊頓公學學生的赫胥黎接觸到眼睛感染，使他有段時間幾乎完全失明，並讓他餘生的視力受到嚴重影響。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哥哥特利衛連（Trevelyan）的自殺令赫胥黎失去他感覺最親近的人。二十多年後，赫胥黎在《加薩盲人》（Eyeless in Gaza，一九三六）處理主角母親之死的方式，還有以脆弱的布萊恩‧福斯做為「特利」的化身，可讓人稍微一瞥這些悲劇事件留下的難以抹滅痛苦。在相當程度上，它們造就了赫胥黎在大戰期間作品中極度顯眼的黑暗、痛苦與憤世嫉俗特質。
赫胥黎在一九一六年於牛津貝利奧爾學院取得英語一等學位的幾個月後，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燃燒之輪》（The Buring Wheel），然後緊接著另外三本，《約拿》（Jonah，一九一七）、《青年之敗》（The Defeat of Youth，一九一八）以及《麗妲》（Leda，一九二○），透露出他受法國象徵主義與fin de siècle（世紀末）唯美主義的影響。不過同時看得出來，這些詩作憂鬱、諷刺的表面底下藏著對內在性靈世界的擔憂，預示了赫胥黎稍後沉浸在神祕主義中的發展。這些詩集是赫胥黎一生中寫下的五十本個別作品──小說、戲劇、詩詞、評論、傳記、遊記、推想──的最早一批成果。
由於視力不符從軍標準，赫胥黎離開牛津後在奧托琳‧莫瑞爾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的嘉辛頓大宅（Garsington Manor）當農工，他在這裡不只認識了Ｄ‧Ｈ‧勞倫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克里夫‧貝爾（Clive Bell）、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與其他布盧姆斯伯里派成員，更包括一位比利時難民瑪莉亞‧尼斯（Maria Nys），他在一九一九年娶了她。那時赫胥黎已經在替《雅典娜》（Athenaeum）雜誌工作，該雜誌由機敏的編輯約翰‧米道頓‧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領軍；赫胥黎不久後便當上《家居與花園》（House & Garden）的首位英國編輯，並在一九二○年代早期替《時尚》（Vogue）雜誌工作，並對《西敏官方周報》（Weekly Westminister Gazette）提供音樂評論。
《凌波》（Limbo，一九二○）是短篇故事集，早於一九二一年現身的《黃克姆》（Crome Yellow），而赫胥黎在後者這本小說首度建立了作家名聲。他的首本小說受到包括湯瑪斯‧洛芙‧皮考克（Thomas Love Peacock）、諾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與阿納托爾‧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內等人的啟發，結合了他在嘉辛頓大宅逗留時的許多事件，並淘氣地描繪其女主人和他的同行客人。《黃克姆》還不僅如此，它更公然的目的是打破舊習，抨擊造成一次大戰與其後果的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道德觀。就一本採用卓越滑稽文筆的小說而言──這種技法讓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與麥克斯‧畢爾邦（Max Beerbohm）大受歡迎──《黃克姆》可以跟林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出眾的維多利亞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九一八）和赫胥黎的第二本小說《滑稽之舞》（Antic Hay）擺在一起讀，「滑稽之舞」是用來形容當時普遍醒悟心態的詞。赫胥黎告訴他父親說《滑稽之舞》是「由一位我能稱為戰爭那一代的成員寫給其他世代的人」。他繼續說，該書有意反映「一個見識過上個世代流行過的幾乎所有標準、習俗與價值受到嚴重擾亂的時代所具備的生活與觀點」。
赫胥黎即使還在公學念書時，就會貪婪地閱覽《大英百科全書》，沒多久便在神祕折衷主義界闖出名聲。更甚者，當赫胥黎身為揭穿謊言者與解放者的名聲增長時，他也受到保守派的老衛兵更加猛烈地抨擊，比如《每日快報》的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譴責赫胥黎小說中直言不諱地討論性和自由思維。《滑稽之舞》在開羅遭到焚燒，而在接下來的時間裡，赫胥黎許多本書都在某個時間被譴責、審查或列為禁書。相反地，正是赫胥黎早期作品中的開放性、機智、毫不費力展現的學識及表面上的蠻不在乎所構成的複合開胃菜，吸引了類型南轅北轍的小說家，包括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和芭芭拉‧皮姆（Barbara Pym）。安格斯‧威爾遜（Angus Wilson）稱呼赫胥黎是「我青少年時期的神」。
赫胥黎從一九二三起多少算是永久住在海外，先是住在羅倫斯附近，接著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間則在蔚藍海岸的薩納里（Sanary）。在《沿路見聞》（Along the Road，一九二五）──副標題為「一位旅人的筆記與散文」──中，赫胥黎生動又迷人地描述他抵達義大利後去過的地方和看過的藝術品，而他第三本短篇故事集《小墨西哥人》（Little Mexican，一九二五）的同名故事以及第三本小說《那些荒蕪的書頁》（Those Barren Leaves，一九二五）都設定在義大利。根據赫胥黎的說法，《那些荒蕪的書頁》的主題是「用某種絕望的懷疑主義暗中破壞所有事情」。就Ｗ‧Ｂ‧葉慈認為，《那些荒蕪的書頁》預報了英國小說哲學的回歸，但赫胥黎一直到他的第四本小說《對位論點》（Point Counter Point）才在閱讀大眾中確立了身為發人省思小說家的地位。《對位論點》是赫胥黎的第一本「概念小說」，人們開始把他跟這種小說牽起密切關聯；他有回解釋他當小說家的目標是「技術性地將小說與散文完美融合」，主張說一本小說應該像個大旅行袋，裝滿觀點與迷人的點子。這種讓內容壓過形式的選擇是赫胥黎和Ｈ‧Ｇ‧威爾斯的諸多共通點之一；維吉尼亞‧伍爾芙之流對這種作品極為厭惡。赫胥黎對一個事實很著迷：「同一個人同時可以是一團原子、一個生理機能、一個心智、一個有形狀和能漆上顏色的物體、一面經濟體系裡的齒輪、一位投票者、一名愛人等等。」而《對位論點》的關鍵用意之一便是對他的主要角色提供多面向的角度。
赫胥黎在一九二○年晚期更憂鬱的心態概括在《適當研究》（一九二七）一書裡，這是他在二○年代出版的四冊散文集中最重要的一本，他也在該書首次對大眾文明的粗鄙及性變態表達反對立場。一九二五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間，赫胥黎經由印度旅行到美國，而正是這趟美國行使他對歐洲文明感到深深悲觀。他在《戲謔的彼拉多》（一九二六）重述了這段經驗。「目前在美國發生的事是價值的重新評估，」赫胥黎寫道。「大幅改變（惡化）既定標準。」赫胥黎拜訪過美國不久後，便想到要對他遭遇的事情寫一部諷刺作品。《美麗新世界》（一九三二）能被視為赫胥黎參與了十九世紀中期起在歐洲流行的對美國化的恐懼，然而這部幽默、令人不安又很有趣地帶有矛盾心態的小說提供的東西卻遠遠超過直接了當的滑稽模仿。類似地，《美麗新世界》儘管像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成為文學中反烏托邦傳統的兩大支柱之一，並成為最令人反感、「夢魘般」未來世界的代名詞，它大體上仍出自赫胥黎對於一九三一年不列顛深陷危機的當下的觀感。將這本書與幾本書擺在一起──《短暫燭火》（Brief Candles，一九三○），一本評價不錯的短篇故事集，以及《夜晚樂聲》（Music at Night，一九三一），一本典型地精力充沛、題材廣泛的散文集，還有《文字與託辭》（Texts and Pretexts，一九三二），一本附解說的詩集，用意是展示一九三○年代早期的政治氛圍「也能滿足那些腦袋只裝得下藝術的人」──赫胥黎追求當小說家、思想家與權威專家的多元目的便達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出版了《墨西哥灣外》（Beyond the Mexique Bay），記述他到加勒比海跟中美洲的旅行，並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加薩盲人》。赫胥黎受到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昄依至和平主義的過程的刺激，他的第六本小說交織著那個時代的恐懼、怪癖、偏見與紛爭，外加自己人生的虛構歷史。有史以來第一次，赫胥黎的作品中開始投入探討宗教的真正本質，而非只討論政治或哲學。
赫胥黎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離開歐洲前往美國時，他正處在小說家的名聲頂點，亦是和平誓言聯盟35的主要名人，但諷刺的是他現在卻更關心斷絕羈絆、無政府主義、地方分權跟神祕救贖，而非在乎當代社會的墮落、和平主義在國家政治的角色或者小說的藝術。若赫胥黎在一九二○年代是在試著揭曉生命的毫無意義，那麼他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起便忙著追尋存在的意義。赫胥黎試圖在《目的和手段》（Ends and Means，一九三七）「把國內與國際政治、戰爭和經濟、教育宗教跟道德的問題跟一個解釋現實終極本質的理論連結起來」，本書宣告了他正式動身前往更高層次的神祕啟示，這會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盡頭。
為了演講那些主導《目的和手段》的議題，赫胥黎與朋友兼導師吉拉德‧黑爾德36旅行到美國。赫胥黎非常想回到歐洲，但是他妻子為了健康理由需要住在一個熱而乾燥的地方，何況還有替電影寫劇本的有利可圖誘因，使得赫胥黎一家待在美國，直到歐洲危險得回不去。赫胥黎對於好萊塢及年輕人狂熱的反應，用尖酸刻薄的方式在小說《許多夏日之後》（After Many a Summer，一九三九）表達出來，這故事描述一位《大國民》式的角色所過的浮誇虛幻人生，喬‧史托伊特的物質主義者奢侈跟普羅普特的禁慾信念構成對比，後者是位現代隱士，以黑爾德當成藍本。赫胥黎跟好萊塢處不來，而他在大戰期間寫不出受歡迎的戲劇，和他大體上失敗的電影劇本嘗試不謀而合。根據人們廣為流傳的報導，華特‧迪士尼之所以退回赫胥黎寫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概要，是因為迪士尼「每三個字只能看懂一個字」，這道明了赫胥黎的問題。赫胥黎天生偏好從容不迫、暗藏典故地發展一個概念；但電影業的大人物最重視快節奏的對白。他對於電影製片廠世界的醒悟在《猿與本質》（Ape and Essence，一九四八）開頭便一覽無遺；他用恐怖、寫實的方式把未來的洛杉磯預想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原子戰爭後廢墟一片和蔓生的藏骨所。儘管如今全球核戰的危機已經消褪，但赫胥黎討論了森林砍伐、汙染與其他環保的「愚行」，就發生在他書中自作自受的末日之前，這確實令人不寒而慄地反映到時事。
赫胥黎多數戰時時光都住在莫哈維沙漠的拉諾市（Llano）的一間小屋裡。他一九二六年曾將冥想斥為「堂兄弟的瞌睡」，現在卻專致於寂靜主義者的冥思生活。他這段生涯造就的著作諸如傑出的《灰衣主教》（Grey Eminence，一九四一），是約瑟夫神父的傳記，此人乃法王路易十三宰相樞機主教黎胥留（Richelieu）的助手；《時間必須有個停止》（Time Must Have a Stop，一九四四），一本設在一九二九年佛羅倫斯的小說，借用赫胥黎的話來說，它是「《人間喜劇》37的一段作品……調整成《神曲》的版本」；以及《永久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一九四五），一本影響力深遠的摘錄與評論集，闡述了赫胥黎稱之為「所有更高一層宗教的最高公因數」。他繼續以典型的幽默與謙卑說，「本書最大的優點是四成的內容不是我寫的，而是很多聖人，當中許多也是天才。」《盧丹魔鬼》（The Devils of Loudun），這本書問世於一九五二年，是個引人入勝、探討十七世紀法國對性的歇斯底里恐懼的心理學研究，稍後被改編成一部成功電影。一如赫胥黎收斂的社會諷刺作品捕捉到了一九二○年代的心態，他在二次大戰與猶太大屠殺的滔天大罪的那期間與稍後，他個人對於性靈與道德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加速的武裝競賽的驚駭，同時反映出那個時代精神的氛圍與不安。
赫胥黎藉由支持邊緣分子跟非傳統人士，也獲得了新讀者，而他的誹謗者（迄今都針對他們眼中他的不道德與愛說教來批評）開始嘲笑他表面上依附潮流的作為。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視覺的藝術》（The Art of Seeing），熱情地捍衛貝茲眼睛訓練法38，引發了驗光師陣營的喧然大波。讓許多人更吃驚的是，他在《眾妙之門》（一九五四）與其續集《天堂與地獄》（Heaven and Hell，一九五六）認為梅斯卡靈和ＬＳＤ迷幻藥是「獨一無二出眾的藥」，應該讓心智開放和過著好生活的人拿來開採「優越得超自然」的幻覺體驗。《眾妙之門》就梅斯卡靈服用者看來，的確是令他們銷魂的內心香格里拉的記述，那個世界「沒有工作也不會單調不變」，僅有「由我們不斷變化的末日所構成的永恆當下」，且「所有存在的神聖來源」可以在一瓶花裡找到，就連褲子的皺褶也顯示出「無盡複雜的迷宮」。毫不意外，《眾妙之門》在困惑、沉溺在幻覺中的六○年代人們眼中成了教科書，而門戶樂團（Doors）也是以這本書命名，這使得赫胥黎得以被擺進披頭四專輯《佩珀中士》（Sergeant Pepper）的封面39。
瑪莉亞‧赫胥黎於一九五五年二月逝世，赫胥黎不久後出版了他的倒數第二本小說《天才與女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書中的約翰‧瑞福回憶他還是「二十八歲處女賊」時跟同事兼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家亨利‧馬登斯的妻子的災難性短暫交往過程。赫胥黎不是第一次選擇這種主題：一位男人在與世隔絕、去除情感的環境下長大，帶著理想化的錯誤認知，結果承受人類激情徹底、感官性的衝擊，因而引發大破壞。
赫胥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娶了蘿拉‧阿切拉（Laura Archera），一位執業中的精神治療師。兩年後他出版《再訪美麗新世界》，在書中根據他稍早的預測審視當代社會。赫胥黎把當下憂慮插入書中的本能一如以往敏銳，這個特點在他於一九五九年去聖塔芭芭拉大學針對「人類處境」的一連串演講中也很明顯，這些演講在一九七七年集結成一本書出版。上面兩本書都提及今天沒那麼急迫的問題，比如人口過剩、國家主義的復甦，以及自然世界的脆弱。赫胥黎的最後一本小說《島》（Island）出版於一九六二年，他在那年也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之友40，而隔年他在洛杉磯的家與大部分個人財產毀於大火，赫胥黎說那場火災讓他成為「一位身無一物、毫無過去的人」。
《島》講的是海岸外的烏托邦島嶼「帕拉」，這地方人口成長被穩定住、用「共同收養社」取代家庭內的專制，此外那裡有maithuna（性修練）──或者該說愛與moksha（解脫）的瑜珈，以及一種致幻性毒蕈，讓帕拉島人沒多少理由感到不滿、進而淪為古老的物質進展和地盤擴張威脅的受害者。《島》或許是赫胥黎最悲觀的作品，他尖刻地承認在一個日益貪婪、大量消費、使用極耗油的運輸工具、人口發展迅速、敵意根深蒂固的世界裡，像帕拉這種「自由與快樂天堂綠洲」的和平跟合作性社會是幾乎沒有生存機會的。《島》出版不久後，赫胥黎評論「本書的弱點在於預言和解說的比例失衡。故事比重太大，概念與省思拖不動它。」不過即使有些讀者會同意這番話，其他人認為《島》是赫胥黎對二十世紀文字的重大貢獻。早年身為知識份子化身、在和平誓言聯盟擔任不情願演講人的赫胥黎，對許多人而言是友善的博學之士，大體上也是跨大西洋的賢士，他一生不曾休止地在越加複雜、更加暴力的世界中追尋邏輯推演與意義，這對於那些想要自己尋找和平與理解的人可謂典範。
赫胥黎的視力受損之前，他的野心是在科學界培養專長，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人生最後一本出版的作品《文學與科學》（Literature and Science，一九六五）中，再度懇求讓這兩個教養領域建立友好關係，熱情地抗議當代將兩者分開的壓力。本書開頭先強調湯瑪斯‧亨利‧赫胥黎與馬修‧阿諾廣泛的學識；而這兩人的後代，二十世紀最具刺激性、最引人省思的作家之一，在其漫長多變的生涯中證明了自己是有資格配得上他們的繼承人。
赫胥黎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好萊塢的家因癌症辭世，不曉得約翰‧Ｆ‧甘迺迪總統那天下午稍早在達拉斯遇刺。一九七一年，他的骨灰被送回英格蘭，葬在索利郡康普頓村（Compton）他父母的墓地。
大衛‧布萊德蕭
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
一九九三年
2 memory holes，主角工作的真理部牆上將非法文件送去火化的洞，因此得此暱稱。
3 本書中的嬰兒不僅用類似試管嬰兒的方式體外受孕，也會裝在玻璃瓶裡長大。
4 soma來自拉丁文somnus（睡眠）、somnium（夢）。
5 美國作家與政治經濟學人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因柏林圍牆倒下而提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說，認為人類的理想演進至此結束，西方自由民主會傳遍世界，成為人類最終階段的政府體制。
6 pneumatic，字面是有空氣的，在本書的意思是指女性身材豐滿、充滿曲線美，特別是指胸部。在維多利亞時代與更早的時期，豐滿的女性被認為是比較美的。但由於豐滿的意思在本書以外並不常用，譯者便沿用舊譯法。
7 Brook Farm，一八四一年代在麻州成立的烏托邦實驗社群，一八四四年因財務困難而採取社會主義，並在火災燒毀共居屋後於一八四七年關閉。《紅字》的作者霍桑（1804-1864）是創立成員之一，他後來將這段負面經驗寫成小說《福谷傳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1852）。
8 Pre-Raphaelite，一八四八年成立的英國畫家、詩人派別，意圖拋棄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人採取的學院派藝術風格。
9 Pyrrhonism，由古希臘懷疑論者哲學家皮浪（Pyrrho, 360-270 B.C.）命名。
10 Bloomsbury Group，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深具影響力的英國文人團體。
11 Our Ford取代了吾主（Our Lord）。
12 這首讚美詩〈Orgyporgy〉修改自著名的十九世紀英國童謠〈喬治小豬〉（Georgie Porgie）。
13 原文是freemartin，意思是哺乳類異性雙胞胎中不孕的雌性。
14 英國人口與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學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認為人口成長超過食物成長速率，將來為了避免大災難而必須限制人口。
15 亨利‧福特一九一六年接受《芝加哥論壇報》訪問時說：「歷史或多或少是廢話，它是傳統。我們不要傳統。唯一有價值的歷史是我們今日打造的歷史。」
16 The Final Solution，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計畫。
17 Mescaline，三甲氧苯乙胺，從烏羽玉仙人掌的種子、花粉提煉而成。
18 指一九九一年動畫片《Rover Dangerfield》的狗主角。
19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20 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Worcester College）英語教授，專長是一八三○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小說。
21 一九三○年代的全球人口估計是二十億出頭。
22 Community, Identity, Stability。有些譯本翻譯成「共有、統一、安定」或「公共、相同、穩定」。
23 將Lordship改成Fordship。
24 世界國的人從出生起由上而下分成阿爾發（Alpha，α）、貝塔（Beta，β）、伽馬（Gamma，γ）、戴爾他（Delta，δ）和艾普西隆（Epsilon，ε）五族，對應英文的ＡＢＣＤＥ，每種還有正負的調整。
25 書中的有感電影叫feelies，就像一九二○年代中期出現的同步對白有聲電影被稱為talkies。
26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二十世紀英國最著名和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學家之一。
27 Bokanovsky，取自Maurice Bokanowski（1879-1928），法國政治家，在法國內閣擔任過貿易與工業大臣，竭力想讓政府更有效率，這符合書中應用的意義。也有少數人相信此名取自俄國無政府革命家Ivan Bokhanovsky（1848-1917）。
28 Podsnap取自狄更斯的小說《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1865）的一位自大角色，該角色很擅長對不討喜的事情「視而不見」，反映了這技術的隱含用意。
29 俄國生理學家、心理醫師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 1849-1936）在一八九○年代發現狗會在食物出現前就流口水的反應，這種關聯性學習稱為古典制約或巴甫洛夫制約。
30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國二十世紀早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31 原文Puebloan peoples泛指祖尼人、霍皮人（Hopi）等印第安族，因為住在稱為pueblo（西語「鎮」、拉丁文「人」）的泥磚屋村落而得名。
32 Malpais來自西班牙文malpaís（惡地），指新墨西哥西部極度荒涼的火山熔岩地。
33 mezcal，類似龍舌蘭酒，用墨西哥當地的本土龍舌蘭釀成。
34 Mwanza，坦尚尼亞西北港口都市。
35 Peace Pledge Union，英國非政府性和平組織，成立於一九三四年。
36 Gerald Heard（1889-1971），歷史學家、科學作家、哲學家。
37 la Comédie Humaine，巴爾扎克的巨著，包括許多長、中、短篇作品。
38 Bates method，由眼科醫師William Horatio Bates（1860-1931）發明來改善自然視力的方法，但其效果有爭議。
39 該專輯封面放上大量的當代與歷史名人照片，有如歌迷般圍在披頭四成員背後。
40 Compan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給傑出作家的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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